間諜小說

前言

間諜小說是指間諜佔很大戲份的各種中長短篇，起源於十九世紀，但到二十世紀初才真正擁有自己的地位。在主題方面，由於要描寫全球霸強的各種對抗、陰謀、隱密行動和非法活動，間諜小說經常和冒險、驚情及犯罪小說產生交集。就連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筆下威名赫赫的大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也曾被捲入一些可歸入間諜小說套路的案子，最出名的一案也許是《布魯斯-帕廷頓計劃》（The Adventure of the Bruce-Partington Plans，1908），其中，我們的大偵探調查了一款新型潛水艇設計圖紙丟失的事件；另外，在以一戰前夕為背景的《鞠躬盡瘁》（His Last Bow，1917）中，福爾摩斯向德國間諜提供了假情報。

讓偵探小說在文壇站穩陣腳的作品，是愛爾蘭作家羅伯特·厄斯金·蔡爾德斯（Robert Erskine Childers）所著《沙岸之謎》（The Riddle of the Sands，1903年）。這部小說裡，兩個朋友在海灘享受帆船假期，意外撞見準備偷襲英國的德國人，被捲入一場間諜大戲。《沙岸之謎》對下一代作家影響巨大，尤其是《三十九級台階》（The Thirty-Nine Steps，1915）的作者約翰·巴肯（John Buchan）。他在這部小說裏塑造了時髦帥氣的蘇格蘭主角理查德·漢內（Richard Hannay），這也是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筆下占士邦的原型。蔡爾德斯以翔實可考的細節營造故事深度和可信度的技巧，後來也被伊恩·弗萊明、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等作家借鑒。其他值得關注的早期間諜小說，有奧希茲女男爵（Baroness Orczy）的《紅花俠》（The Scarlet Pimpernel，1905），講述英國貴族在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浪潮中解救法國貴族；還有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特務》（The Secret Agent，1907），講述無政府主義者密謀在倫敦製造暴力和恐慌。

伊恩·弗萊明

英國間諜小說的黃金時代無疑屬於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即冷戰的高峰。而「冷戰」這一詞——用來形容蘇聯和美國及各自盟友之間的軍事政治緊張局勢——是敵對政府不斷以不見光的手段刺探對手情報，了解其軍事實力、武器開發計劃和政治謀略的歷史註腳。這當然為間諜小說的繁盛發展帶來完美的土壤。在這一時期，伊恩·弗萊明的占士邦系列陸續出版，始於1953年的《皇家賭場》（Casino Royale），終於1965年的《鐵金剛大戰金槍客》（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這些紅極一時的小說，圍繞英國特工、代號007的占士邦的歷險展開，充滿香車美人、異國情調，在二戰後的艱難時世下，是幫助很多讀者暫時忘卻現實困苦的良藥。占士邦系列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黑白分明的立場。無論是蘇聯情報機構「間諜死神」（SMERSH）的特工，還是全球恐怖組織魔鬼黨（SPECTRE）的成員，反派們彷彿把「壞」字寫在臉上；而大不列顛和大美利堅的特工，則無一例外都是正義的朋友。這種設定或許給作品增添了娛樂性，也確實有助於為讀者營造忘卻現實的輕鬆體驗，但到底與現實大相逕庭。儘管如此，占士邦系列大獲成功，還衍生出長年盤踞銀幕的電影系列，始於1962年的《鐵金剛勇破神秘島》（Dr No），由辛·康納利領銜，讓占士邦紅透四海。《鐵金剛勇破神秘島》是小說系列中的第六部，但被第一部電影選中，因為其內容有些超現實，很適合改成電影劇本（大反派諾博士有一雙金屬爪，還用龍塗裝的噴火裝甲車對付他島上的不速之客）。這部小說在1961年售出八萬五千本，但在時隔三年的電影上映後，小說銷售量飆升至五十三萬之多。

萊恩·戴頓和約翰·勒卡雷

與伊恩·弗萊明筆下涇渭分明、非黑即白的占士邦世界截然相反，萊恩·戴頓（Len Deighton）、約翰·勒卡雷等作家用他們的故事打造出一個灰色而緘默的冷戰世界，真實度大大提高。相比伊恩·弗萊明，戴頓和勒卡雷更年輕，沒有親眼見識二戰的情報活動。對他們而言，占士邦樂在其中的打打殺殺，不如冷戰環境下的一國政府為獲取他國秘密而施展的隱密行動、電話竊聽、雙面間諜之類陰謀來得有趣。在他們的小說裏，英雄和反派毫無清晰的界定，兩方都用一樣的詭計，都無視規則。

戴頓和勒卡雷小說的核心角色，與弗萊明筆下英俊健美的占士邦很不一樣。戴頓第一部間諜小說《伊普克雷斯檔案》（The Ipcress File，1962）的主人公甚至沒有名字（不過在電影版裏，由米高·凱恩扮演的他則有了哈利·帕爾默這個名字）。小說告訴我們，他在英格蘭北部集市小鎮伯雷（Burnley）的一家文法學校受教育，為某個政府情報部門工作，辦公室位於索霍區，一派破敗，和占士邦那個風雅光鮮的世界相去甚遠。

約翰·勒卡雷的第一部作品《電話疑雲》（Call for the Dead，1963）讓喬治·史邁利（George Smiley）首次登場。這位英國海外情報機關的一員，在開篇中被形容為：「個子矮胖，性格安靜，那身衣服看來耗費不菲，卻相當糟糕，掛在四方的身材上，活像陰沉的蛤蟆披的皮囊」。他的太太兩年前跟一個古巴賽車手跑了，恐怕也不算意外。這種事占士邦顯然不會碰上。它既是間諜小說，也是犯罪故事。史邁利在間諜圈裏工作，但故事講述他試圖揭開一名同事被謀殺的真相，圍繞一系列神秘電話展開，還有便衣特工在一家業餘戲劇俱樂部交換長得一模一樣的公事包的戲碼— —這些情節放進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裏也同樣完美無瑕。

約翰·勒卡雷的間諜小說所描繪的世界，是謊言、欺騙和道德模糊的世界。喬治·史邁利對己方的不信任絲毫不亞於對敵方的懷疑。而那部讓勒卡雷出名的小說《柏林諜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1963），乾脆把英國情報工作描寫得徹底違背西方民主價值觀：西方諸國向世界擺出一派無可指摘的體面皮相，可私底下動用種種上不得檯面的可恥手段。在這裏，占士邦小說裏的黑白分明，被無盡的灰色所取代。

結語

間諜小說興盛至今。冷戰或已終結，但總有新的對手出現，於是便要設法挖出它的秘密。很多當代間諜小說含有調查恐怖組織、販毒集團和武器走私網絡的情節。正如犯罪小說會適應不同時代和審美的要求，間諜小說也一樣。伊恩·弗萊明的占士邦小說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讀者提供了逃避現實的桃源鄉，正如其改編電影為六十和七十年代的電影觀眾帶來華美的視覺盛宴。同樣，勒卡雷和戴頓的小說把握二十世紀後半葉的英國在世界舞台上不斷式微的趨勢，著力於突顯整個國家所產生的不安——一度的日不落帝國，如今被美國、蘇聯和中國壓過一頭。但是，不管對手是誰，用正當或不正當手段探取其秘密的行動還會繼續，間諜小說也將一如既往，把國家政府和特工的秘密行動，化作我們都可以樂在其中的消遣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