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音樂產業的品味、地點與殖民主義

如果問別人：“你聽什麼音樂？”，你可能得到一個既籠統又具體的回答。作為音樂評論家，我的回答是“幾乎什麼都聽”。當然，也取決於提問的具體日期，或者我當時的情緒狀態：“爵士樂、史提夫·旺德（Stevie Wonder）、90年代的叢林舞曲、底特律電子樂、摩城、費拉·庫蒂（Fela Kuti）……”我可以一直說下去。

我們所聽的東西往往是由品味決定的。品味是一種深層次的個人追求，它的決定因素包括懷舊的回憶、我們周圍人的影響以及與我們內心情感之間的直覺共鳴。因此，要回答這個問題，才會如此困難，又如此因人而異。我們所聽的東西也受我們所處位置的影響——它是一種與時間地點密不可分的個人追求，可能在不經意間具有政治意義。

比如，以全球排行榜上靠前的藝術家為例，無論他們屬於何種流派：20世紀，全球最暢銷的藝術家來自歐美，以英語進行表演——披頭士樂隊（The Beatles）、貓王（Elvis Presley）、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埃爾頓·約翰（Elton John）。而在更能反映年輕一代直觀收聽習慣的流媒體平台，2020 年Spotify上最受歡迎的藝術家包括：威肯（Weeknd）、賈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和杜阿·利帕（Dua Lipa）——他們都是來自英國和美國的英語藝人。

近年來，社交媒體粉絲的草根力量也許導致了榜單主導地位的變化——最明顯的是防彈少年團（BTS）和Blackpink等韓國流行音樂團體，壞痞兔（Bad Bunny）和J·巴爾文（J Balvin）等拉丁藝術家也在流媒體平台大受歡迎。但就普遍性和歷史性而言，殖民主義遺存仍在極大程度地影響著我們的文化品味。而音樂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和宣傳，比其他形式更能恰如其分地表現出我們對歐洲傳統的持續霸權的內在認知。

殖民主義和爵士樂

這個問題與藝術家的才能或成績無關，而是與觀念和作品的可獲得性相關。在大英圖書館的聲音檔案中，我們可以找到題獻歷史上這些觀念的軼事。例如，南非鼓手路易斯·莫霍洛（Louis Moholo）在1999年的一次採訪中表示，從開普敦的英國軍事基地傳來的英國廣播公司電台節目，是他日後爵士音樂生涯的啟蒙。因此，他的音樂品味直接受到殖民主義遺產的影響。他說：“我要感謝，也不會感謝，佔領我國家的英國人。”他因此得以接觸到爵士樂，而非其他南非民間音樂形式，且被深深吸引。若非英國占領後的種族隔離，莫霍洛也不會被他的祖國流放並定居在倫敦，最後與他的樂隊藍音（The Blue Notes）在那裡聲名鵲起。

路易斯·莫霍洛–莫霍洛講述在南非的廣播中聽到的爵士樂

路易斯·莫霍洛-莫霍洛（生於1940年3月10日）是一名南非爵士鼓手，曾是藍音（The Blue Notes）、黑色萬歲（Viva La Black）等多支樂隊的成員。莫霍洛-莫霍洛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移居倫敦，他對英國爵士樂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這段錄音是1999年12月丹尼斯·巴普蒂斯特（Denys Baptiste）對路易斯·莫霍洛-莫霍洛的口述史採訪的節選。莫霍洛-莫霍洛講述了他如何在用尺子敲打學校的圍欄時發現自己對擊鼓和節奏的熱情，但更重要的是在南非的廣播節目裡聽到的表演：

……我要感谢，也不会感谢，占领我国家的英国人……当时播放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所以我们能听到，我们有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一切。就是那时我听到了你们的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我很崇拜的“大席德”卡特莱特（‘Big Sid’ Catlett）、你们的泰德·希思（Ted Heath），还有你们的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

非裔美國演員兼劇作家維爾納·巴格納里斯（Vernel Bagneris）在1995年的一個錄音片段中，講述了他在新奧爾良接受的童年教育，一位白人修女只教他西方古典音樂和藝術，是以此扼殺任何其他文化的知識。她說：“她教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內心的野蠻靈魂平靜下來，”他回憶道。巴格納里斯說他之所以有這種感受，是因為“在民權運動發生之前的時代，我們就是那樣長大的。我們被視作一個單獨的階級，要努力去實現其他種族的人已經實現了的‘善舉’。”

維爾納·巴格納里斯講述早年的音樂教育

維爾納·巴格納里斯（生於1949年），美國歌手、導演、舞者、演員和作家。

在這段於1995年錄製的採訪片段中，巴格納里斯講述了他兒時在新奧爾良初識爵士樂的回憶。他反思自己早年接受的教育其實深受殖民主義影響。在學校裡，負責教育他的修女們只教他西方古典音樂，他回想起其中一位修女告訴同學們，這類音樂能夠“讓（他們）內心的野蠻靈魂平靜下來”。

英國爵士樂口述史收藏

這套由兩百份採訪組成的收藏，彙編於1984-2003年間，目的是創造一套補充性的原始材料，以研究諸如（但不限於）海外音樂家的湧入和影響、女性在各地區參與爵士樂的情況、英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自由即興創作發展中的作用等主題。

口述史錄音為過去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證據。口述史訪談中所表達的觀點和意見來自受訪者本人，他們從自身角度描述事件。由於這些採訪是歷史文件，其中的用詞、語氣和內容反映了當時的態度，可能在今天的語境下並不合宜。

什麼樣的音樂算“世界音樂”？

巴格尼里斯的修女老師試圖扼殺的其他音樂或者藝術形式是什麼樣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起，來自非歐洲或非美國傳統的音樂在英美被冠以“世界音樂”的稱號。音像公司高管將這一概念作為營銷手段，宣傳當時新晉走紅的融合風格專輯，如保羅·西蒙（Paul Simon）的《格雷斯蘭》，但很快就遭到了反對。 1999年，傳聲頭像（Talking Heads）樂隊主唱大衛·伯恩（David Byrne）在《紐約時報》上撰寫了一篇尖銳的專欄文章，名為《我討厭世界音樂》。文中，他認為欣賞來自其他文化的音樂可以改變我們的世界觀，並將曾經所謂的“異國情調”的東西轉化為我們自己的一部分。 “世界”音樂代表著對立，將“我們”和“他們”之間劃開距離。 “這是一種相當公然地重申西方流行文化霸權的舉動，”伯恩寫道，“它將世界上大多數的音樂貧民窟化。白人們，這可真是放肆大膽！”

西塔琴演奏家、印度古典作曲家拉維·香卡（Ravi Shankar），也許是最著名的“世界音樂”擁護者之一。 1978年，在一次啟發性的採訪中，他對採訪者邁克·斯帕羅（Mike Sparrow）解釋道，他的音樂應該與西方古典音樂等同。 “我的音樂是古典音樂”，他說，“世界上只有兩種類型——印度古典音樂和西方古典音樂”。他認為，任何其他音樂形式都屬於傳統禮儀音樂。相反地，他將自己的作品與巴赫等作曲家的作品相比較，同時強調這些作品應該被“尊重”，而不僅僅是讓人們因其新穎性而“被膚淺地吸引”。

拉維·香卡談論對印度古典音樂的第一印象

拉維·香卡（1920年–2012年）可能是北印度古典音樂最著名的表演藝術家之一。拉維·香卡和邁克·斯派洛的這次採訪，可能是在1978 年1月20日香卡在倫敦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演出前不久進行的。

本段採訪中，香卡講述了他與喬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耶胡·迪梅紐因（Yehudi Menuhin）等著名音樂家的關係，以及他給他們和他們的音樂流派所帶來的積極影響。

香卡還反思了西方觀眾第一次接觸到印度古典音樂後的反應，以及印度觀眾對待西方古典音樂的相應反應。他特別談到，印度古典音樂更加強調旋律和節奏，這對於習慣了西方古典音樂的聽眾來說會不太適應，因為後者普遍更重視和聲、調式和力度變化。

邁克·斯派洛系列館藏

邁克·斯派洛系列館藏是2017年作為“解鎖我們的聲音遺產”項目地一部分而保存下來的首批音像資料收藏。邁克·斯派洛（1948年-2005年）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英國廣播公司倫敦電台的製作人和主持人，本系列包括音樂、評論、時事專題和他參與過的節目的採訪。

文化規範所設置的障礙是影響我們接受程度的唯一因素。香卡接著說，他遇到的年輕聽眾用更開放的態度對待他的演奏，因為他們沒有太多根深蒂固的期望，而那些“被特定聆聽方式束縛”的人，則在他不尋常的和聲、節奏和拍號中掙扎。然而，最終在2012年，他去世一年後，香卡被格萊美追授最佳世界音樂專輯獎——這也意味著，他希望憑藉一己功績，被認可為一位印度古典音樂家的願望，又一次落入了“世界”這個不加區分的他者化類別。

顯然，我們所聽的東西是被編碼的，由我們的個人經歷和地點決定，也由殖民遺產所決定，它影響更廣泛的音樂產業，將任何西方規範以外的任何東西都視為無法管控、無從定義的。然而，最激動人心的音樂發現一定就在其中——在那些帶來驚喜顫栗的、用連字符串起的跨文化合作流派標籤裡，例如，克里斯蒂安·貝迪亞科（Kristian Bediiako）的加納-搖滾融合音樂、斯帕扎（Spaza）的南非自由爵士樂，或圖馬尼·迪亞巴泰（Toumani Diabaté）的21弦科拉琴管弦樂。沒錯，整個聲音世界和歷史正亟待探索——那才是我們該去聆聽的音樂。

注：為讓行文明晰，作者編輯了引文。

橫幅圖像 © Laura Wh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