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特的意象

哥特是一種文學類型，而且具有現代特徵。「類型」（genre）一詞源自拉丁語“genus”，意指「種類」（kind）。所以，若問一段文字屬於哪種類型，就是問它算哪個種類。類型不是箱子，不能把文字整齊清楚地歸類；沒有哪句定義或哪種元素適用於所有哥特文學，相反哥特這個文類更像是文本和故事所組成的大家庭。家庭成員都長得不一樣，也未必有共同的特徵，但確有一些重疊的特性與特徵。哥特這個文類是一個尤其古怪反常的大家庭，其中的各個小家庭本身也夠奇怪，充斥著強姦和亂倫的場景；旁系和遠親中也不乏私生的、邊緣的、身份不明的傢伙。在如今龐雜的哥特大家族中，不僅有小說、詩歌和故事，還有電影、音樂、電子遊戲、歌劇、漫畫和時尚，全都屬於——又不完全屬於——同一類型。但是，它們畢竟還有一些重要的共通之處。

怪異的地點

哥特小說裏的人物往往身處奇怪之地，一個另類、神秘、截然不同的地方，那裏常常環伺危險和暴力，時有色誘，監禁也不少見。比如，在伯蘭·史杜克（Bram Stoker）創作的《德古拉》（Dracula，1897）中，年輕的初級律師喬納森·哈克（Jonathan Harker）突然發現自己被困在了德古拉城堡。該場景設在中歐，但在經典哥特小說——例如安·雷德克里夫的作品裏，故事往往發生在某個遙遠而神秘的南歐邊陲地帶；或者也很有可能是一棟搖搖欲墜的路邊宅邸，就像《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中的沙提斯莊園（Satis House）。

衝突的時代

哥特小說中的地點總是充滿神秘、迷失、黑暗和隱秘的色彩，所處時代也是如此。哥特故事經常發生在轉型時期（如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的過渡期），或是匯聚多個風起雲湧的激盪年代。哥特小說中，現代和古代總是勢不兩立，原以為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遠古餘孽總會殺回來復仇，讓書中人物和讀者不得安寧。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寫過一部有名的論述，《怪怖者》（The Uncanny，1919），把「詭異」定義為「 一種令人害怕的類型，可讓人回想起某個熟悉已久的舊印象」。[1] 哥特小說就充斥著這種效應——嚇人且陌生，然而又莫名地覺得熟悉。本應已經了結的過去一頭闖進當下，使一切變得錯亂。這也就是為甚麼哥特對現代科技的喜愛絲毫不亞於對鬼魂的熱衷。鬼魂來自沒有時間或地域概念的過去，如此不合時宜，帶著某種要求、詛咒或懇求。鬼魂就像哥特作品，擾亂我們對現在和過去、當代和古代的認知，所以，《德古拉》這類小說既充滿現代科技如打字員、速記法、錄音機，也充斥著吸血鬼、毀滅和死亡。

力量和約束

哥特的世界迷戀於強橫與柔弱的極端對比，故事裏有各種各樣的拘束、囚禁、強迫。對肉體和心靈的極端威脅和孤絕此起彼伏。哥特小說的核心情節往往是年輕女子陷入危險境地，就像安·雷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的《烏多夫堡秘辛》（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中的孤兒艾米莉·聖奧伯特（Emily St Aubert），或《德古拉》裏的露西·韋斯滕拉（Lucy Westenra）。這些嬌弱的女性要面對可怕的罪行或惡人，像《烏多夫堡秘辛》中的蒙托尼（Montoni）、德古拉伯爵。這些被詛咒、似撒旦、敗德無道的惡人能隨心打破常規、法律和禁忌。性別間的不同也是哥特的核心，且對性渴望、性快感，性權力及性痛苦的探究往往推動了情節的發展。哥特有很多現實主義小說所不具備的自由，可以表達情慾，尤其是敗俗的、不倫的性，還充斥著同性慾望、變態、痴迷、窺淫和性虐。有些哥特作品，如馬修·路易斯的《僧侶》，甚至幾近色情。

驚悚和恐怖

為甚麼讀者會從驚心動魄的哥特故事中獲得愉悅？這種享受是否意味著某種錯誤的、不道德的觀念？哥特小說先驅安·雷德克里夫對這些問題尤其困惑，並試圖通過確切區分「驚悚」和「恐怖」來解答。她認為，「驚悚」（Terror）是她作品的特徵，具有提振精神的作用，她的作品僅僅暗示恐怖的事物，而非直接地呈現。她認為，這能「拓展（讀者的）靈魂」，培養他們對日常生活之外可能發生的事物的感受和理解能力。而「恐怖」（Horror）則相反，雷德克里夫認為，它赤裸裸地展現恐怖事物，「麻木乃至滅絕」[2] 讀者的感官。這對精神有害，會激起不正當的興奮感。例如，雷德克里夫的小說描寫性侵或強暴的威脅如何潛伏和逼近，而《僧侶》則直接描寫強暴場景。前者屬於驚悚，道德觀是好的；後者屬於恐怖，道德觀有害。對雷德克里夫而言，「驚悚」追求充滿恐懼和不安的心理體驗，是對人類極限的認知；「恐怖」則相反，注重恐怖事物本身，對讀者的心智益處有限，甚至反倒有害。

不確定的世界

哥特世界充滿疑惑，尤其是對超自然和靈魂力量的疑惑。哥特作品試圖在我們的腦中營造一種神秘事物的可能性。它們能超越人類的力量、理性和知識。但這種可能總是伴隨著不確定性。在雷德克里夫的作品中，哪怕最可怕的東西最終也有合理的、自然的解釋；相反，在路易斯的《僧侶》中，撒旦還親自現身。伴隨著哥特作品的不確定性，和小說中正統宗教信仰式微的世界背景相得益彰；在這裏，超自然現象受到非比尋常的關注，最異想天開的事物也彷彿總是觸手可及。富有學識的懷疑總是伴隨著強烈的愛和感受，這也是作者竭盡所能去煽動的情緒。十八世紀哲學家和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崇高與美的哲學探索》（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1757）中，在美（beautiful）和「崇高」（sublime）之間劃出決定性的分界，後者是現代藝術思想的重要奠基之一。伯克認為，美的特徵是秩序、和諧和比例。崇高與此相反。恰如我們在高山之巔、暴風之中的體驗，是過度的感受，是與威能、恐懼和敬畏的不期而遇。顯然，哥特作品試圖帶給我們這種崇高的體驗，用一切超乎理性、無法解釋的事物和可能，以可怕又可畏的人物、難以名狀而深不見底的事件震懾我們，讓我們突破日常生活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