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王爾德拔河記──《不可兒戲》譯後

《不可兒戲》是英國十九世紀唯美大師王爾德四本喜劇中最受歡迎的一種。我譯過許多詩，但喜劇卻是為方便演員與觀眾著想的。要點在於讓演員說得順口， 而聽眾聽得入耳，不像譯詩可容讀者默讀或分幾次讀完。
── 余光中

《不可兒戲》不但是王爾德最流行最出色的劇本，也是他一生的代表傑作。批評家對他的其他作品，包括詩與小說，都見仁見智，唯獨對本劇近乎一致推崇，認為完美無陷，是現代英國戲劇的奠基之作。王爾德自己也很得意，叫它做「給正人看的閒戲」（a trivial comedy for serious people），又對人說：「不喜歡我的五個戲，有兩種不喜歡法。一種是都不喜歡，另一種是只挑剩《不可兒戲》。」

然而五四以來，他的五部戲裏，中國人最耳熟的一部卻是《溫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這是1952年洪深用來導演的改譯本，由上海大通圖書社出版。此劇尚有潘家洵的譯本，名為《王德米爾夫人的扇子》。兩種譯本我都未看過，不知誰先誰後。其他的幾部，據說曾經中譯者尚有《莎樂美》（Salome）和《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莎樂美》譯者是田漢，《理想丈夫》的譯者不詳。至於《不可兒戲》，則承宋淇見告，他的父親春舫先生曾有中譯，附在《宋春舫論劇》五冊之中，卻連他自己也所藏不全了。剩下最後的一部《無足輕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未聞有無譯本。

六十年來，王爾德在中國的文壇上幾乎無人不曉。早在1917年2月，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裏，就已把他和歌德、狄更斯、雨果、左拉等並列，當做取法西洋文學的對象了。然而迄今他的劇本中譯寥落，究其原因或有三端。一是唯美主義的名義久已成為貶詞，尤為寫實的風尚所輕。二是王爾德的作品說古典不夠古，說現代又不夠新。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王爾德的對話機鋒犀利，妙語逼人，許多好處只能留在原文裏欣賞，不能帶到譯文裏去。

我讀《不可兒戲》，先後已有十多年；在翻譯班上，也屢用此書做口譯練習的教材，深受同學歡迎。其實不但學生喜歡，做老師的也愈來愈入迷。終於有一天，我認為長任這麼一本絕妙好書鎖在原文裏面，中文的讀者將永無分享的機會，真的是「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要說與君聽，只有動手翻譯。

當然，王爾德豈是易譯之輩？《不可兒戲》裏的警句雋言，真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不，簡直是五步一關，十步一寨，取經途中，豈止八十一劫？梁實秋說得好：英文本來就不是為翻譯而設。何況王爾德當年寫得眉飛色舞，興會淋漓，怎麼還會為未來的譯者留一條退路呢？身為譯者，只有自求多福，才能絕處逢生了。

我做譯者一向守一個原則：要譯原意，不要譯原文。只顧表面的原文，不顧後面的原意，就會流於直譯、硬譯、死譯。最理想的翻譯當然是既達原意，又存原文。退而求其次，如果難存原文，只好就逕達原意，不顧原文表面的說法了。試舉二例說明：

Algernon: How are you, my dear Ernest? What brings you up to town?

Jack: Oh, pleasure, pleasure! What else should bring one anywhere?

這是第一幕開始不久的對話。傑克的答話，如果只譯原文，就成了「哦，樂趣，樂趣！甚麼別的事該帶一個人去任何地方嗎？」這樣，表面是忠於原文了，其實並未照顧到原意，等於不忠。這種直譯，真是「陽奉陰違」。我的譯文是「哦，尋歡作樂呀！一個人出門，還為了別的嗎？」

Lady Bracknell: Where is that baby?

Miss Prism: Lady Bracknell, I admit with shame that I do not know. I only wish I could.

這是第三幕接近劇終的一段，為全劇情節所繫，當然十分重要。答話的第二句如果譯成「我但願我能夠知道」，錯是不錯，也聽得懂，可是不傳神，所以無力。我把它譯成「要是我知道就好了」。這雖然不是原文，卻是原意。要是王爾德懂中文，也會這麼說的。

以前我譯過詩、小說、散文、論文，譯劇本這卻是第一次。當然小說裏也有對話，可說和劇本相通。不過小說人物的對話不必針鋒相對，更少妙語如珠。戲劇的靈魂全在對話，對話的靈魂全在簡明緊湊，入耳動心。諷世浪漫喜劇如這本《不可兒戲》，尤其如此。小說的對話是給人看的，看不懂可以再看一遍。戲劇的對話卻是給人聽的，聽不懂就過去了，沒有第二次的機會。我譯此書，不但是為中國的讀者，也為中國的觀眾和演員。所以這一次我的翻譯原則是：讀者順眼，觀眾入耳，演員上口。（其實觀眾該是聽眾，或者該叫觀聽眾。這一點，英文的說法是方便多了。）希望我的譯本是活生生的舞臺劇，不是死板板的書齋劇。

因此本書的譯筆和我譯其他文體時大異其趣。讀我譯詩的人，本身可能就是位詩人，或者是個小小學者。將來在臺下看這戲的，卻是大眾，至少是小眾了。我的譯文必須調整到適度的口語化，聽起來才像話。同樣的字眼，尤其是名詞，更尤其是抽象名詞，就必須譯得響亮易懂，否則臺下人聽了無趣，臺上人說來無光。例如下面這一段：

Gwendolen: Ernest has a strong upright nature. He is the very soul of truth and honour. Disloyalty would be as impossible to him as deception.

抽象名詞這麼多，中文最難消化。末句如果譯成「不忠對於他將如騙欺一樣不可能」，臺上和臺下勢必都顯得有點愚蠢。我的譯文是「他絕對不會見異思遷，也不會做假騙人。」千萬不要小看中文裏四字詞組或四字成語的用處。在新詩和散文裏，它也許不宜多用，但在一般人的口頭或演員的臺詞裏，卻聽來響亮而穩當，入耳便化。

Lady Bracknell: Sit down immediately. Hesitation of any kind is a sign of mental decay in the young, of physical weakness in the old.

第二句的抽象名詞也不少。尤其句首的一詞，如果只譯成二字詞組「猶豫」或「遲疑」，都會顯得突兀不穩。我是這樣譯的：「猶豫不決，無論是什麼姿態，都顯示青年人的智力衰退，老年人的體力虛弱。」

遇見長句時，譯者要解決的難題，往往首在句法，而後才是詞語。對付繁複長句之道，不一而足，有時需要拆開重拼，有時需要首尾易位。一般譯者只知順譯 （即依照原文次序），而不知逆譯才像中文，才有力。

Lady Bracknell: I should be much obliged if you would ask Mr. Bunbury, from me, to be kind enough not to have a relapse on Saturday, for I rely on you to arrange my music for me.

這種句法順譯不得。我便拆而復裝，成為「要是你能替我求梁勉仁先生做做好事，別儘挑禮拜六來發病，我就感激不盡了，因為我還指望你為我安排音樂節目呢。」

Miss Prism: I do not think that even I could produce any effect on a character that according to his own brother’s admission is irretrievably weak and vacillating. I am not in favor of this modern mania for turning bad people into good people at a moment’s notice.

兩個長句，或因副屬子句尾大難掉，或因介繫詞片語一層層相套，都不宜順譯。我的譯文是：「他自己的哥哥都承認他性格懦弱，意志動搖，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對這種人，我看連我也起不了甚麼作用。一聲通知，就要把壞蛋變成好人，現代人的這種狂熱我也不贊成。」看得出，兩句都是逆譯了。還請注意，兩句譯文都以動詞結尾，正說明了在不少情況下，英文句子可以拖一條受詞的長尾巴，中文就拖不動。所以我往往先解決複雜迤長的受詞，再施以回馬一槍。

其他的難題形形色色，有的可以克服，有的可以半懸半決，有的只好放棄。例如典故，此劇用典不多，我一律把它通俗化了，免得中國觀眾莫名其妙。像“Gorgon”就譯成「母夜叉」；“It is rather Quixotic of you”就譯成「你真是天真爛漫」。如果譯詩，我大概會保留原文的專有名詞。最好笑的一句是電鈴忽響，亞吉能說：「啊！這一定是歐姨媽。只有親戚或者債主上門，才會把電鈴撳得這麼驚天動地。」後面一句本來是“Only relatives, or creditors, ever ring in that Wagnerian manner. ”我個人是覺得好笑極了。因為這時華格納剛死不久，又是蕭伯納一再鼓吹的歌劇大師，以氣魄見長。可惜這典故懂的人固然一聽到就好笑，不懂的人一定更多。

雙聲是另一個問題。拜倫〈哀希臘〉之 “the hero’s harp, the lover’s lute”，胡適譯為「英雄瑟與美人琴」，音調很暢，但不能保留雙聲。雙聲與雙關，是譯者的一雙絕望。有時或可乞援於代用品。例如“I hear her hair has turned quite gold from grief”最後三字是從“grey from grief”變來的，妙在雙聲之格未破。我譯成「聽說她的頭髮因為傷心變色像黃金。」雙聲變做疊韻，算是妥協。

最難纏的當然是文字遊戲，尤其是一語雙關，偏偏王爾德又最擅此道。在本書中，有不少這樣的「趣剋」（trick）都給我應付了過去。有時候實在走不通，只好變通繞道，當然那「趣剋」也變質了。例如下面的對話：

Jack: Well, that is no business of yours.

Algernon: If it was my business, I wouldn’t talk about it. It is very vulgar to talk about one’s business. Only people like stockbrokers do that, and then merely at dinner parties.

這不能算是王爾德最精采的台詞，可是其中“business”一字造成的雙關「趣剋」卻成了譯者的剋星。我只好繞道躲它，把“stockbroker”改成「政客」，成了「要是跟我有關係，我才不講呢。講關係最俗氣了。只有政客那種人才講關係，而且只在飯桌上講。」

有時候變通變出來的新「趣剋」，另有一番勝境，想王爾德看了也不免一笑。例如勞小姐勸蔡牧師結婚，有這樣的妙語：

Miss Prism: You should get married. A misanthrope I can understand──a womanthrope, never!

勞小姐咬文嚼字，把“misogynist”（憎恨女人者）誤成了“womanthrope”，但妙在和前文的“misanthrope”同一格式，雖然不通，卻很難纏。如果我不接受挑戰，只譯成「一個厭世者我可以了解──一個厭女者，決不！」當然沒有大錯，可是聽眾不懂之外，還漏掉了那半通不通的怪字。最後我是這樣變通的：「一個人恨人類而要獨善其身，我可以了解──一個人恨女人而要獨抱其身，就完全莫名其妙！」

王爾德用人名也每有深意。主角傑克原名Ernest，當然是和“earnest”雙關，我也用諧音的「任真」。「梁勉仁」當然是影射「兩面人」。勞小姐原文為Miss Prism，取其音近“prim”（古板）。我改為「勞」，暗寓「牢守西西麗」之意，因為它音近prison，何況她也真是「老小姐」呀。

最後要交代的是：《不可兒戲》寫成於1894年，首演於1895年，出版於1899年；1952年曾拍電影。王爾德的初稿把背景設在十八世紀，不但情節更為複雜，而且還比今日的版本多出整整一幕來。終於他聽從了演出人兼演員喬治．亞歷山大的勸告，把初稿刪節成今日的三幕，於是整齣戲才暢活起來。可見即使才高八斗，也需要精益求精，才能修成正果。

不過王爾德畢竟是天才。當日他寫此劇，是利用與家人去華興（書中提到的海邊小鎮）渡假的空暇，只花了三星期就完成的。我從今年2月初譯到3月中，花了一倍的時間。王爾德的妙語警句終於捧到中國讀者和觀眾的面前，了卻我十幾年來的一樁心願。

俏皮如王爾德，讀了我的譯本，一定忍不住會說：“So you have presented me in a new version of Sinicism?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I could be made so Sinical. ” 蕭條異代不同時。只可惜，他再也聽不到自己從沒講過的這句妙語了。

1983年清明節黃昏

王爾德的幽靈若在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