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樂、希望和愛情的天籟之音：雪萊在中國的翻譯和接受

請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讓它像枯葉一樣促成新的生命！
哦，請聽從這一篇符咒似的詩歌，就把我的話語，像是灰燼和火星
從還未熄滅的爐火向人間播散！
讓預言的喇叭通過我的嘴唇
把昏睡的大地喚醒吧！要是冬天
已經來了，西風呵，春日怎能遙遠？[2]

這是雪萊1819年所做的《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臨近結尾的兩節詩句。整整一個多世紀後，雪萊震耳發聵的「枯死的思想」終於從英倫吹落到了萬里之遙的東方古國。

摩羅詩人的偶像

1902年，人類剛剛邁入二十世紀之際，雪萊終於登陸中國，在梁啟超等新近創刊並主編的《小說月報》上露面：這是一幅雪萊的朋友阿梅利亞·庫蘭（Amelia Curran）為他所做的俊美的肖像。這幅具有偶像效應的肖像後來又刊登在1905年一期的《小說月刊》和其它文學期刊上。

自那以後，即使是在最冷酷黑暗的時刻，雪萊「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那樣激昂的詩句帶給不止一代的中國人多少希望的歡悅。在真切聽見過雪萊天籟般絕唱的中國人當中，包括上世紀七十年代還是個知青的習近平，這位當今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至今還把雪萊看成自己最喜愛的西方經典作家之一。一百多年來，包括《西風頌》、《致雲雀》（’To a Skylark’）、《雲》（’The Cloud’）等雪萊的名詩，很多中國人都耳熟能詳，其中不乏能用譯文或英文背誦下來的讀者。長篇作品的《阿多尼》（Adonaïs）、《伊斯蘭的反叛》（The Revolt of Islam）、《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和《欽契》（The Cenci）也受到許多讀者的青睞和學者的關注。雪萊的地位也許遠不及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或但丁那樣崇高偉岸，但他一定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在中國最具偶像效應且最知名的西方詩人。

在中國最早推崇雪萊的是作為新文化運動旗幟人物之一的魯迅（1881-1936）。1907年，還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在其著名的以文言文寫的《摩羅詩力說》一文裏，歷數東方文化（包括印度、埃及、伊朗文化等）近代以來落伍的尷尬，哀歎中國多舛的命運，借梵語「摩羅」（即西方的「撒旦」）一詞，推崇以拜倫和雪萊為代表的所謂「摩羅詩派」[3]：

他們大都不願唱那種隨波逐流，和平歡樂之歌。他們放聲吶喊，使聽到的人們奮起，與天鬥爭，反抗世俗；而他們的精神又深深地打動後代人們的心靈，流傳下去，永遠不止。除非那些還未出世的，或者已死的人們，才會認為他們歌聲是不值得聽的。如果讓那些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處身在自然界的束縛之中，流離顛沛，而又無法擺脫的人們，聽到了這種聲音，就會感到這是最雄壯、最偉大、最美麗的歌聲了。但是，把這些告訴喜歡和平的人們，他們就會更感到恐懼了。

魯迅把雪萊看作「摩羅詩人」的典範，因了雪萊的詩歌，「正義、自由、真理、乃至博愛和希望等觀念」才得以廣泛傳播，越發深入人心。這些勇敢的鬥士們：

有的稱為萊昂，有的化為普羅米修斯，或者成為伊斯蘭的勇士一一在人們面前出現，同陳舊的習俗相對立；革新與破壞，毫不妥協。陳腐的習俗既已破除了，還有甚麼東西存在著呢？那只有改革的新精神了。

魯迅希望借助雪萊激情昂揚的詩句來喚醒沉睡的國人，催發新文化的誕生。

新文化运动另一个前沿先锋人物郭沫若（1892 – 1978）特别看好雪莱诗歌里的战斗精神。郭沫若翻译过许多雪莱的诗歌，包括《乱世之假面行列》（The Masque of Anarchy，1819）的最后一节，这是雪莱为抗议臭名昭著的彼得卢屠杀（英国政府屠杀要求宪政改革的游行群众）而创作的。

起來吧，像睡醒的獅子，
你們多得無法制服。
趕快搖落你們的鎖鏈，
像搖落睡時沾身的露
——你們人多，他們是少數。

郭沫若翻譯這一節雪萊的詩句，是要「向著我們困在亂世之下、枷鎖之下的中華民國的同胞,在此大聲急呼一下。」郭沫若曾這樣描述其詩歌成長三個時期所受到的影響：

詩的修養時代——唐詩
詩的覺醒期——泰戈爾、海涅
詩的爆發期——惠特曼、雪萊

在郭沫若眼裏，雪萊「是自然的寵子，汛神宗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兒。他的詩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絕妙的好詩。」對於郭沫若而言，「譯雪萊的詩，是要使我成為雪萊，是要使雪萊成為我自己。」凡是讀過郭沫若雄渾奔放的《女神》（1919 – 1921）的人大概都能感覺到雪萊（當然還有惠特曼等）的豪氣摯情在其每一詩行裏奔流著。

翻譯雪萊

二十世紀上半葉，很多中國人仰慕雪萊，把他視為反傳統的偶像人物，看作新未來、新時代的號角，因而，非常喜愛他的詩歌，尤其是抒情詩歌，很快就被翻譯成中文，廣泛傳播。

再以郭沫若為例。他在創作那些「狂飆突進」的新詩歌的同時，致力於推介翻譯自己非常喜愛的雪萊。1923年，郭沫若創辦的創造社季刊推出了《雪萊專號》，發表了郭沫若寫的雪萊年譜，還有他翻譯的包括《西風頌》、《致雲雀》、《無常》（’Mutability’ ）、《召苦難》（’Invocation to Misery’）等七首雪萊的詩歌。其它雪萊的詩歌，包括《雲》、《愛的哲學》（’Love’s Philosophy’）、《致月亮》（’To the Moon’）等，也很快都有了譯文。對於很多雪萊譯者來說，翻譯雪萊，就是自己胸臆酣暢淋漓的揮發表達，就像自己在原創詩歌一樣。又如郭沫若在給《雪萊詩選》所做的小引中寫道：

男女結婚是要先有戀愛，先有共鳴，先有心聲的交感。我愛雪萊，我能感聽得他的心聲，我能和他共鳴，我和他結婚了，我和他合而為一了，他的詩便如像自己的詩，我譯他的詩便如像我自己在創作的一樣。

當然，這不等於說所有喜愛雪萊的人都用同一種形式或風格來翻譯他的詩歌。譬如，郭沫若以古典的五言體翻譯《致雲雀》:

歡樂之靈乎！汝非禽羽族！
遠自天之郊，傾斜汝胸膈
涓涓如泉湧，毫不費思索。
高飛復高飛，汝自地飛上
宛如一火雲，振宇泛廖蒼；
歌唱以翱翔，翱翔复歌唱！

翻譯《西風頌》時，卻改用「新銳」的白話文散文體：

哦，你不羈的西風喲，你秋神之呼吸，
你雖不可見，敗葉被你吹飛，
好像罔雨之群在詛咒之前逃退，
黃者，黑者，蒼白者，殘紅者。
無數病殘者之大群:哦，你，
你又催送一切的翅果去安眠。

與郭沫若同時代、同樣熱衷於雪萊的田世昌讀了這樣平平淡淡的翻譯，覺得有失原作氣勢磅礴的壯美，就用屈原《離騷》和《九歌》那樣古風浩然的氣韻再現雪萊所謳歌的西風：

嗟汝猛烈之西風兮，伊三秋之煙媼。
汝至而吾不知系，唯見落葉之紛紛。
落葉飛揚何其速，紛紛遁逃如鬼神；
慘紅淡白無顏色，如中流行之妖氛。

同一詩歌，兩個風格迥然不同的翻譯，各顯神通，亦得亦失，讀者自可評論。

二十世紀初葉另一個著名的雪萊崇拜者是蘇曼殊（1884 – 1917），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畫家和翻譯家（翻譯過拜倫詩歌和雨果的《悲慘世界》）。一日，一朋友把一位英倫姑娘贈予他的雪萊詩集轉贈給蘇，蘇有心翻譯詩集，卻遲遲動不了筆，就做詩以示歉意：

誰贈師梨一曲歌，[4]
可憐心事正蹉跎。
琅玕欲報無從報，
夢裏依稀認眼波。

小詩最後一句流露出對於不曾謀面的英吉利姑娘的綿綿情意。蘇曼殊後來的確也翻譯了好幾首雪萊的詩，包括一首由二十八組詩節組成的詩歌《含羞草》 （’The Sensitive Plant’）。遺憾的是大部份翻譯都流失了，只有一首生後得以發表，因此這或許是他唯一一部流傳至今的譯作。下面是蘇曼殊譯文的開首兩節：

冬日詩
孤鳥棲寒枝，悲鳴為其曹。
池水初結冰，冷風何蕭蕭！
荒林無宿葉，瘠土無卉苗。
萬籟盡廖寂，唯聞喧挈皋。

除了廣受讀者喜愛的抒情詩外，雪萊的那些長篇鉅製，如《希臘》（Hellas）、《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欽契》、《伊斯蘭的反叛》等，也都陸續被翻譯出來。至2000年《雪萊全集》出版，這位英倫詩人的全部作品都有了中文譯本。

中國的雪萊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壇詩界那些才情洋溢的佼佼者當中不乏被賜予「中國的雪萊”之雅號的，不過，這個殊榮是非徐志摩（1897-1931）莫屬的。1923年剛從劍橋回來的徐志摩在北京的一次演講裏如是說：

詩人究竟是甚麼東西？……詩人中最好的榜樣：我最愛中國的李白，外國的Shelley。他們生平的歷史就是一首極好的長詩……

徐志摩短暫的一生，也是一首「極好」的詩。一如胡適（1891 – 1962）紀念罹難的徐志摩時所給予的評價：

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裏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裏，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一生的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實現的歷史。

徐志摩追求愛情（林徽因、陸小曼等）的如痴如醉這裏就不贅述了，他《再別康橋》那樣靈動飄逸的愛情詩句也是過目難忘的，翻開他1923年所做的《灰色的人生》這樣的詩歌，迎面撲來的便是雪萊的《西風頌》（和惠特曼的《草葉集》）的濤濤迴聲：

我想——我想開放我的寬闊和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蠻的大膽的駭人的新歌；我一把揪住了西北風，問它要落葉的顏色，我一把揪住了東南風，問它要嫩芽的光澤；我蹲身在大海的邊旁，傾聽它的偉大的酣睡的聲浪;我捉住了落日的彩霞，遠山的露靄，秋月的明輝，散放在我的髮上、胸前、袖裏腳底……

曾經有過「中國的雪萊」之雅號的還有吳宓（1894 – 1978；學者、詩人、中國比較文學創建人之一）和陳逵（1902 – 1990）等。陳逵擅長中英文寫詩，美國留學期間就在英文詩刊頻頻發表詩作，曾被所在大學授予「桂冠詩人」的稱號，吳宓稱其為「中國今時之雪萊」：「世之知雪萊，愛雪萊者，當亦知、愛陳逵也。」

1947年，上海市政當局派軍警鎮壓槍殺反內戰、反飢餓遊行示威的工人和市民，時任復旦大學教授的陳逵在教室裏用英文高聲吟誦雪萊的《西風誦》，以示抗議和聲援，他的學生們也激昂地跟著教授齊聲複誦：「如果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永遠的天籟之音

中國人如此熱愛雪萊，可是雪萊當初對中國卻大不以為然，很有「單相思」的意味。雪萊在為詩劇《希臘》所寫的序言裏，有這樣的字句：

我們完全是希臘人。我們的法律、我們的文學、我們的宗教、我們的藝術，無不生根於希臘。如果沒有希臘，那麼我們祖先的老師、征服者或京城——羅馬——就不可能用她的武器來傳播啟蒙的光輝，我們也許到今天還是野蠻人和偶像崇拜哩。也許更壞，社會弄到那種停滯而悲慘的境地，像中國和日本那樣。

如此輕蔑具有五千年輝煌文化的東方古國，足見雪萊狹隘無知的一面。不過，持這樣的西方文化中心視角之偏見的西方文豪詩聖不乏其人，我們就不必太苛求雪萊了。畢竟，在他的那個年代，西方世界已經經歷了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啟蒙運動、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等一系列的震盪和洗禮，正迅猛發展著，比之鴉片戰爭爆發前夜中國的狀況，孰強孰弱，是很清楚的。

我們也不必去雪萊詩歌裏尋找對中國示好的只言片語來安慰自己。譬如英倫好茶的習慣，的確是十八世紀初中國的舶來品，雪萊也曾落下過這麼幾句：

藥師醫士任狺狺，痛飲狂酣我自吞，飲死舉屍歸淨土，殉茶第一是吾身。[5]

好事者在拜倫長詩《唐·璜》（Don Juan）裏找到這麼一句：「為中國之淚水——綠茶女神所感動，」就「拜冠雪戴」，硬說那是雪萊歌頌中國綠茶詩歌的標題，雪萊愛綠茶至極，可以為之殉身。其實，有關中國的那幾句微詞雜音，我們完全可以置若罔聞，繼續喜愛欣賞《西風頌》、 《致雲雀》、《雲》、《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等名詩，「如此歡樂、希望和愛情的天籟之音」不獨屬於某個國度和時代，是恆久雋永的。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早已不是一、兩百年前的那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了，今天我們讀誦雪萊的詩歌，依然可以生髮這樣的感覺和念頭，就像當年雪萊傾聽飛翔天際、放喉高歌的雲雀一樣：

只要把你熟知的歡欣
教一半與我歌唱，
從我的唇邊就會流出
一種和諧的熱狂，
那世人就將聽我，像我聽你一樣。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