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醒沉睡的書：布魯姆斯伯里派和新月派在中國

中國大陸的先鋒派演出者常說要「喚醒沉睡的書」。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西方文學不再遭到中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的封禁，在中國重新得到譯介。自此，中英歷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回顧歷史文獻檔案，竭力再度重現兩國在民國時期的文學作品和歷史、文學層面的關聯。

這一時期稱為現代主義時期，也稱「摩登」時期；在這一時代，英國與中國大陸在文化和美學領域得到了充分的開放。正是此時，中國文化開始逐漸影響英國的審美觀念和藝術表達：亞瑟·韋利（Arthur Waley）翻譯描繪中國山水的唐詩名篇、倫敦的伯靈頓府（Burlington House，London）於1937年舉辦了首屆《世界中國藝術展》（International Chinese Exhibition of Art）以展出中國的山水畫卷、英國家家戶戶的櫥櫃上都擺放著繪有柳樹圖案的青花瓷器、「英華」（Anglo-Chinoise）園庭開始影響英國的園林設計、邱園（Kew Gardens）裏的中國寶塔、件件工藝品巧奪天工、利寶（Liberty）百貨公司所供銷的陶瓷製品和旗袍——凡此種種，皆表現出英國現代主義的一種全新國際視野。

布魯姆斯伯里派在愛德華時代，約1904年，於倫敦的布魯姆斯伯里區域成立，成員均是來自文學界、繪畫界、經濟學界、政治界、法律界和殖民政府的演出者和知識份子。儘管他們如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所說，都是「傳統的不自覺的繼承者」（unconscious inheritors of a tradition），卻都因反抗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傳統、性別規條和社會準則而留名。他們與中國的「新月派」一樣，人人對其眾說紛紜：組織內的、組織外的、為其著迷傾倒的、對其深惡痛絕的、反感其性解放、文化和政治的，都各執一詞。或許完全可以這麼說：這群興趣相投的朋友、公共知識份子、作家、演出者，組成了1904至1932 年間英國最重要的文學藝術圈。這個圈子裏，第一代成員有維吉尼亞·吳爾芙、倫納德·吳爾芙（Leonard Woolf）、亞瑟·韋利（Arthur Waley）、范奈莎·貝爾（Vanessa Bell）、羅傑·弗萊（Roger Fry）、 G· L·狄金森（G. L. Dickinson）、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鄧肯·格蘭特（Duncan Grant）、E·M·福斯特（E. M. Forster）、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立頓·（Lytton Strachey）；第二代則有朱利安·貝爾（Julian Bell）、昆汀·貝爾（Quentin Bell）和安傑麗卡·貝爾（Angelica Bell）三兄妹。

在過去的十年裏，布魯姆斯伯里派像新月派一樣，在中國再度引起了人們的興趣。這兩個團體驚人地相似：二者的美學觀點皆與當時興起的民族主義相對抗，都盡力使藝術擺脫政治。新月派於1923年左右在北京成立，名字取自印度詩人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的詩集《新月集》，意在通過引入「新月」所代表的第三國印度來促使東（中國）西（英、美）之間的矛盾渙然冰釋。新月派的創始人是詩人徐志摩，成員中有一些是北京大學的學者，大多在英美留過學。這個圈子最早也是源自兩代演出者與知識份子的友誼，這其中便包括徐志摩、陳西瀅、胡適、聞一多、沈從文和淩叔華等人。新月派常被歸為一個政治集團，因為和當時的社會風氣格格不入，且追求「為藝術而藝術」的理念而遭受攻擊，與布魯姆斯伯里派在英國本土的境地也別無二致。新月派崇尚西方思想藝術，也因此頭頂各種「帽子」，比如「英美派」「西化」「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右翼」「紳士」「民族主義者」「反蘇」「革命派」等等。作家、批評家蕭乾曾在1995年的一次訪談中提到，他們當時被稱為「中國的布魯姆斯伯里派」，因為人們認為他們生活在「象牙塔」中，遠離政治，與時人對布魯姆斯伯里派的看法如出一轍（儘管後者成員並非人人如此）。

然而，兩個團體之間不僅僅只有理論層面上的關聯。

凌叔華是一位作家，也是新月派的一員。她的丈夫陳西瀅是著名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和學者，在社團中地位舉足輕重，正是他創辦了《現代評論》雜誌（1924-1928），該雜誌後來成為了新月派的政治、文學言論陣地。1935年，凌叔華與維吉尼亞·吳爾芙的外甥、當時在武漢大學教書的朱利安·貝爾開始了一段地下關係。通過這段交往，凌叔華後來與吳爾芙本人通上了信，信中探討了她的創作困惑、藝術抱負、作品在英國出版的前景，以及朱利安之死。其實，朱利安在1937年的西班牙內戰中死後，二人才開始書信往來，吳爾芙向凌叔華致信慰藉，並寄去了《一間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歲月》（The Years）和《海浪》（The Waves）。凌叔華與吳爾芙的友誼漸行漸近，不僅是因為朱利安的死帶來的悲傷，還因為當時女性作家的創作受個人與歷史因素的重重阻撓。吳爾芙鼓勵凌叔華繼續寫作：「……讓我們來想想看，你是否能全神貫注地去做一件本身值得做的工作。我沒有讀過你的任何作品，不過，朱利安在信中常常談起，並且還打算讓我看看你的作品。他還說，你的生活非常有趣……」（1938年4月5日）[2] 當時的凌叔華正在嘗試一些現代主義的寫作技巧，並將自己的小說翻譯成英文，介紹給英文讀者。在她的短篇小說集《花之寺》（1928）、《女人》（1930）和《小哥兒倆》（1935）中，她描寫了婦女在中國家庭與社會中的地位、男女關係、女性之間的友誼、孩子及讓人崩潰的家庭瑣事。她不僅與吳爾芙一樣關心女性生活，還通過「審視內心」（turn inward）的方式，嘗試抓住小說中女性的內心獨白，與吳爾芙在《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和《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3] 中所運用的「意識流」手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例如，凌叔華在短篇小說《無聊》中，探尋了飽讀詩書的大家閨秀如璧心中的無聊之感。小說開篇便是女主角的一段內心獨白：

「天像是給人鬥氣，下了七八天雨還沒夠，一清早又是一個『大黑臉』。瞧吧，還要下呢！」如璧起床時便很生氣的自己咕噥道
院子裏倒還好，桃李花落完了枝子上卻長了青翠的葉子；只是房子裏到處都有一股又潮又黴的土腥味兒。」[4]

而吳爾芙筆下同樣受過良好教育、還是英國議會議員之妻的達洛維夫人，在6月陽光明媚的一天則是：

「達洛維太太說她要自己去買鮮花。
因為露西有很多事情要做。幾扇屋門將從折葉上卸下；朗波爾邁耶店裹的工人要來。再說，克拉麗莎·達洛維想，今天早晨多麼清新啊，好像是專為海灘上的孩子們準備的。」[5]

如璧對家裏僕人張媽「甚麼都要管一管」的性格怏怏不快，她接待了忙碌的白太太，聽見隔壁「有女人哭聲」，還對外出購物的女人評論了一番。儘管僕人和人力車夫都把如璧當作「闊人」「了不起的大人物」，她還是從他們眼中看到了自己人生的「無聊」。她想、感、歎、觀，不斷思考自己作為「資產階級」女性，人生的意義何在。與之類似，要舉辦聚會的達洛維夫人想著自己的裙子、身邊經過的汽車、六月裏的這一天、可憐的亞美尼亞人、自己的青春、未了的情緣；最終聽到塞普蒂默斯·沃倫·史密斯（Septimus Warren Smith）自殺的消息，又開始思考他的死亡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意義。

兩位作家都嘗試通過「意識流」的手法，從女性內心出發，描寫她們的生活，同時批判社會制度及其對女性的影響。如果將維吉尼亞·吳爾芙和凌叔華的作品對比，將她們所屬的「布魯姆斯伯里派」和「新月派」對比，就會發現她們二人之間與其說「相互影響」——這種文學研究中常見的陳詞濫調，不如說是惺惺相惜。這也同時凸顯了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英兩國時局動盪的背景下，為追求共同的美學觀念而既存的文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