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中的倫敦

在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筆下，倫敦是一座熙熙攘攘、快速 擴張的城市。要是把王族、貴族、商人、工匠、勞工、戲子、乞丐、小偷、娼妓、密探，還有在歐洲大陸受到政治或宗教迫害的避難者都算在內的話，那時倫敦的人口差不多有十萬。荷蘭、比利時、德國乃至更遠方的商人，被英國的繁榮經濟吸引，紛紛來到倫敦開店做買賣。於是，漫步街頭的倫敦人會聽到各種口音和語言——一曲來自歐洲各地三教九流的合唱。

倫敦不僅是很多莎翁戲劇所創作和上演的地方，也是其故事發生的舞台：最為明顯的例子為 《亨利四世》中的第一、第二幕，莎士比亞把倫敦生活風貌描繪得栩栩如生，既有妓院酒館的「下賤」情景，也有宮廷的精緻社交圈；《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則較為含蓄，雖然故事設定在是維羅納 ，但靈感卻源自充滿喧嘩暴力的倫敦街頭。

隨著十八世紀工業化的開始，激進主義崛起，來自政府的壓迫愈演愈烈。在倫敦，豪奢和赤貧毗鄰。1792年的夏天，海峽對岸的法國爆發革命，詩人兼雕版師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寫下《倫敦》一詩。該詩最早的手稿，可在大英圖書館收藏的布萊克筆記本中找到。

布萊克的詩作揭示了一個靈魂蒙昧的城市、一個狼奔豕突的世界：鮮血沿宮牆淌下，娼妓受性病折磨，孩子被迫掃煙囪，無辜的嬰兒降臨在無力撫養的母親懷中。從掃煙囪孩子的「哭泣」、娼妓的「咒罵」到士兵的「歎息」，城市的聲音始終 不絕于耳。此詩的敘述者為詩人本身，《經驗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的引言中說他可以「看到現在、過去和未來」。布萊克認為，只要「打開」我們的眼睛和耳朵，便能活躍、敞開我們的思想。

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浪潮所帶來的巨大震動、革命所引發的自由和社會正義思想，使一批史稱的「浪漫主義詩人」得到啟發。威廉·華茲華斯在前往法國時途經倫敦，寫下名作《作於西敏斯特橋上》（Composed upon Westminster Bridge）。這首詩，無論是主題還是形式，在他的作品中都屬異類，他的詩歌通常排斥新興的工業化的城市生活，贊美田園生活的美好。而這首詩描寫倫敦的清晨，以浪漫主義的筆觸，描繪這個繁忙的城市甦醒之前難得一見的靜謐之美。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倫敦，多樣性和不公，生動地刻印在皮爾斯·伊根的暢銷奇情小說《倫敦生活》中。小說中心人物湯姆、傑瑞和邏輯都是富足的城市青年，一心想見識倫敦貧民窟的「生活情趣」。小說凸顯當時大都市的貧富差距，在享受傳統化妝舞會、展覽和社交活動之餘，湯姆和傑瑞也去拳擊賽、鬥雞場、監獄和酒館這些窮人的娛樂場所。在某個東區酒吧，他們發現一個由不同種族、不同身份的人構成的地下社會，在這裏，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可以輕鬆地打成一片。湯姆和傑瑞反串式的小冒險有很多自傳的成份，源自伊根和小說插畫家喬治·克魯克香克、羅伯特·克魯克香克與艾薩克·理查德自己的生活。小說對倫敦城的貧民多少有些浪漫和煽情的描寫，為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亨利·梅休（Henry Mayhew）的創作打下基礎。

論及揭露維多利亞早期倫敦的黑暗面，沒有那個作家比查爾斯·狄更斯更出名。他的很多靈感來自長夜漫步倫敦街頭的經歷：「我……今晚想散個步，一場偉大的、倫敦式的、貧民窟後巷式的散步，就像騎士探尋冒險那樣」，他在信裏向朋友這樣寫道。在狄更斯的《孤雛淚》（Oliver Twist）中，一名孤兒在濟貧院度過幼年，後誤入扒竊團伙，被精於掌控人心的費金所控制。這部小說是對新通過的《濟貧法》修訂案的抨擊，其社會反思性和娛樂性一樣出色。

不只是小說家對這座英國首府的陰暗面感興趣：十九世紀城市窮人的窮困、走投無路、惡劣居住環境乃至無枝可依。亨利·梅休在《倫敦勞動者和窮人》（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中調查街頭小販、掃地工、街上和下水道的拾荒者，與讀者分享這些群體的故事。這是最早關於貧困調查的文獻之一。梅休不僅描繪這些倫敦窮人，還讓他們自己發聲。這些文字躍然紙上，且力透紙背。

論及與倫敦有關的恐怖形象，傑基爾和海德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這部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小說中，標題人物經典的人格分裂，與城市同樣極端的兩極分化交相輝映：傑基爾博士代表充滿光明和財富的世界，海德棲居在索霍區烏煙瘴氣的險惡街頭：「淒涼的街道……像是某個噩夢裏見到的某個城市的某區」。這則故事立刻被搬上舞台，首演就在1888年開膛手傑克第一次行兇之前不久。新聞報道很快把兩者聯系起來，這種聯想也在公眾腦海裏揮之不去。

很少有作家像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那樣，與倫敦關係如此密切——頗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生於蘇格蘭，只偶爾逗居倫敦，雖然在城里工作，卻喜歡待在鄉下。儘管如此，他筆下大名如雷貫耳的夏洛克·福爾摩斯是一邊呼吸著維多利亞時代倫敦城的霧氣和煤油燈煙氣，一邊譜寫探案傳奇的。大偵探住在貝克街221b的公寓裏，離攝政公園不遠，那個寓所現已成故居博物館。在《紅髮會》中，福爾摩斯講到，「瞭解倫敦這個城市各種情況，是本人一種癖好」。為了尋找線索，從萊姆豪斯的貧民窟，到海德公園西畔新建成的格洛斯特街區，他的足跡遍佈城市每個角落。你現在依然可以實地走訪探案集中出現的很多地點和街道，可見作者本人對倫敦的了解，完全不亞於他筆下的名偵探。

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喜愛倫敦，其小說《達洛維夫人》著名的開場就是克拉麗莎·達洛維在街頭的漫步。小說夢一般的敘述，引著讀者穿過擁擠的都城，進入一個個孤島般的人物的內心世界。她對城市的刻畫具有顯著的現代氣息——充斥著汽車、 雙層巴士、廣告和現代戰爭創傷。克拉麗莎贊美這種城市漫步：「真的比鄉間散步還好」。然而，散步不僅僅只是單純的娛樂，也好讓「街上游魂」藏起自我，混入「浩蕩的無名氏共和遊逛大軍」。

《明智的孩子》（Wise Children）為安潔拉·卡特（Angela Carter）最後一部作品，它歌頌了二十世紀倫敦人文語言的豐富性、多樣化和彼此間的涇渭分明，其開場是一段自問自答：「問：為甚麼倫敦像布達佩斯？答：因為它也是一水之隔的兩個城市。」該作品反映倫敦一個世紀的生活，講述一座變化不休、永遠被分割的城市。卡特的童年及成人後的時光大部分是在南倫敦度過的，而這部小說是她 為已消逝的倫敦——那時的倫敦尚有茶店和歌舞廳——所獻上的挽歌。敘述者朵拉發現，「百年總有一次，人人都對親愛的老倫敦拼命上下其手， 然後把她拆光回爐重造……但舊城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