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王爾德的《道連·格雷的畫像》

《道連·格雷的畫像》（1891）是一部非凡的維多利亞晚期哥特小說，和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1886）和伯蘭·史杜克（Bram Stoker）的《德古拉》（Dracula，1897）同列，一同展示了這種世紀末文學類型是如何探究維多利亞社會的黑暗面，以及光鮮的社會人皮相底下蠢蠢欲動的私慾。這部小說同時也探索藝術和現實充滿張力的關係、凸顯道德和美學的相互作用，還有畫家、創作對象和畫布上的最終成果之間的聯繫。

「對這種雙重人格的生活感到十分過癮」

《道連·格雷的畫像》，細寫表象和真實、人在社會上妝扮的皮相和隱藏的邪惡與慾望互相投射所產生的黑影。不管其行為多麼邪惡，道連可永葆青春美貌。而他的肖像油畫，深鎖閣樓，成為不見天日的罪惡，逐漸腐朽，承載起本應刻進他臉上的每一道墮落和縱慾的痕跡。正如史蒂文森《化身博士》裏的傑基爾博士，道連自恃有光鮮體面、無可指摘的外表掩護，可以不受墮落的指控，因而敢於把主宰社會的道德觀踩在腳下。他始終被社交圈接納，同時其最原始的慾望又能得到滿足，這種在兩個世界裏呼風喚雨的能力，讓他身處高潮迭起的漩渦，身陷幻妄。就在犯下謀殺後幾個小時後，道連衣冠楚楚地出席社交聚會，並讓我們知道，他「對這種雙重人格的生活感到十分過癮、痛快」（第十五章）。[2]

道連的朋友亨利勳爵犀利地洞察到罪犯和體面市民之間的相似性：「犯罪是下層百姓的行當。我絲毫沒有譴責他們的意思。我覺得，犯罪之於他們，猶如藝術之於我們一樣，無非是尋求刺激的一種手段。」（第十九章）。[3] 道連既光顧鴉片館，又陶醉於高雅文化，集罪犯和唯美主義者於一身。他既是「墮落」的濃縮定義，同時也體現了得體的公眾人格和隱秘的私生活之間的分裂。

道德和美學

《道連·格雷的畫像》用很多篇幅流連於感官沉溺的美好和毒性。例如，小說開篇便提到玫瑰和紫丁香的芬芳帶給人的愉悅。但是，王爾德既不想讓這本書成為墮落的頌歌，也不想把它寫成警示過度縱慾危害的寓言。如其自序所言，「書無所謂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書有寫得好或寫得糟的。僅此而已」。換言之，此書所帶來的一切道學式的嫌惡或代入式的快感，都是讀者自身的投射，而非小說本身的反映。這本書講了一個故事，僅此而已。把道德的條條框框強加其上的，是身為讀者的我們。

唯美主義，作為當時新湧現出的一種時髦又充滿爭議的藝術理論，認為藝術評價應純粹根據其美和形式，不考慮背後的一切道德寓意（「為藝術而藝術」）。在小說裏，這一觀念的化身是花花公子亨利·沃登勳爵。亨利提倡享樂主義的人生追求，認為人生的主要目標是追求新的體驗。在他看來，「為了得到新的感受，無論付出怎樣的代價也劃得來。」 （第四章）[4] 道連雖被沃頓淬毒的甜美呢喃所誘惑，但對自己所作所為的道德後果愈發在意。他站在自己的日趨腐朽的肖像前，對比油彩中的道德敗壞和鏡中無垢無瑕的純真面容。兩者的反差給他帶來亢奮的喜悅：「他變得更加鍾愛自己的美貌，也更加欣賞自己靈魂的墮落。」（第十一章）[5] 道連的許願——保持美貌，讓畫像承受衰老和墮落——逾越了藝術和生活、美學和道德的界線。畫像變成道德的載具，從一個美的物體，變為罪的記錄，一種「猙獰、醜惡、可憎」（第十章）[6] 的東西。也許，對唯美主義者而言，玷污畫像才是道連最大的罪過——毀掉一幅美麗的藝術品。

畫像和祖先

在哥特小說裏，畫像常常扮演一種險惡的角色。第一部哥特小說，霍勒斯·渥波爾（Horace Walpole）的《奧托蘭多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1764），寫到某個畫中人物走出畫像，來到真實世界；奧斯卡·王爾德的曾叔父查爾斯·馬圖林（Charles Maturin）著有《流浪者美爾莫斯》（Melmoth the Wanderer，1820），其中有一幅肖像會凝視房間裏觀畫的人。在王爾德的這部小說裏，藏在閣樓裏的道連畫像也許是最讓人毛骨悚然的一幅，但小說裏還有其他畫作，也從某種角度揭示了道連的行為。其中有一段，描寫道連在自己的鄉間別墅的畫廊裏漫步，看著「那些和他有血緣關係的」祖先的畫像。一張張陰沉淫邪的面龐回瞪著他，使道連不禁思忖，「會不會是某種有毒的病菌代代相傳，一直傳到他自己身上？」（第十一章）[7] 這就提出一個疑問：道連是否可以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行為、完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他的行為是否如相貌那樣，受先人「罪惡和恥辱的」遺傳左右？著名精神病理學家亨利·莫茲利（Henry Maudsley）在其著作《精神病理學》（Pathology of Mind，1895）中寫道：「每一張臉皮底下，都隱藏著一張張祖先的臉，每一個人格裏頭，都隱藏著一個個祖先的人格。」這一思想在很多哥特小說裏都有體現，包括王爾德的這部小說。

《道連·格雷的畫像》，既對道連的種種行為加以標準的「哥特式」敘述——超自然的畫像、從畫像裏瞪視他的先人縱慾的臉龐；又以前瞻式​​的科學和理性，思索其邪念的發源——遺傳對道連的行為有多少決定性。道連的外表像他母親，「他繼承了她的美以及她對別人的美的熱愛」，（第十一章）[8] 當他的墮落不斷升級，閣樓裏那幅猙獰的畫像變得越來越像他邪惡的祖父。以這些內容來看，道連又是一個科學和道德的研究案例。縱觀全書，亨利勳爵一直把道連視為一件美麗的實驗品——一邊鼓勵道連追求享樂主義哲學，一邊鼓吹某種社會進化，主張拋棄維多利亞道德觀的拘束，因為罪惡感和良知已經過時，應該徹底掃除，為新的感官追求讓道——這就是他的實驗手段。亨利勳爵認為，成為異端而不覺恐懼的力量，便是進步的鑰匙：「勇氣已經離開了人類……對社會的畏懼，對上帝的畏懼，就是這二者統治著我們。前者是道德的基礎，後者是宗教的秘密。」（第二章）[9] 他對青春的呼喚，就是對勇氣的呼喚。道連最終失敗了，未能活出亨利勳爵理想中的生活，因為他無法拋棄自己被畫像逼問的良心。他想要毀滅畫像，以此擺脫受自己罪行折磨的、持續不斷的良心拷問，可結果只毀了自己。

奧斯卡·王爾德和道連·格雷

1890年7月，《道連·格雷的畫像》在《利平科特月刊》首度登場，因涉指同性愛慾，非議旋即紛至沓來。《蘇格蘭觀察者》（Scot’s Observer）有篇評論留下了過目難忘的評語，形容此書是「寫給逍遙法外的紳士和變態的電報童工」看的——意指不久前曝光的倫敦克利夫蘭街男同妓院醜聞。[10] 面對這類來勢洶洶的批評，王爾德特意修改原文，改出一個篇幅更長、明顯「低調」的版本，由沃德·洛克公司在1891年4月出版。這就是該小說傳世的標準版本。儘管如此，《利平科特》上的原始版本，依然在兩起訴訟裏被用作對王爾德不利的呈堂證供，試圖證明他有犯「某種傾向」的罪行。在很多人看來，作為藝術家的奧斯卡·王爾德——包括他浮華的公眾形象、隱密的私人生活——和他的小說（包括兩個差別巨大的版本）及表裏不一的主人公，從一開始就彼此映照、你中有我。